姚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印證。

        由于在降低成本與中國對手競爭方面束手無策，德國太陽能巨頭Q-Cells在2009年交出巨虧13.6億歐元的成績單后，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兼CEOAntonMilner于今年3月份迫于壓力辭職。對新任CEO來說，下調FIT補貼的決定無異于雪上加霜，因此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將德國本土的生產線關閉，并向海外轉移生產能力，以維持成本競爭力。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其它歐洲國家在太陽能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與德國不可同日而語。“像一群躲在房間里的人，要沖出去，德國是最早帶領大家沖出去的。大家陸續沖出去了，德國還是在前面的，只能說它的權重相對沒有那么大了，但還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能光看安裝量，從人才、技術、行業引導力來說，德國還是很重要的。不能只看企業，要看別人的研發優勢和人才，技術和品牌德國還是很厲害的。”姚峰說。

        由于國內扶持政策的不到位，缺乏國內市場，中國的太陽能工業不得不在出口中找出路，繼而在全球的太陽能產業鏈中淪為“代工者”的角色。而德國則是典型的“政策市”。憑借相對穩定的政策支持，德國得以在新能源領域快速發展，并通過持續的投資創造更多的產業價值和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電動車圖謀

       “電動車關系到德國的龍頭產業汽車工業的前途命運。在混合動力方面德國已經是睡了一覺了，豐田已經跑到前面了。醒了以后就要趕快行動。”德國北威州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封興良說。

        相比于太陽能行業的嬗變，電動車市場還剛剛啟動。但種種跡象表明，德國政府已經未雨綢繆。

        5月3日，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主持下，一場電動車的峰會在柏林舉行，并啟動了德國的“電動車國家平臺”行動。該行動涉及的領域將包括電動車、電池和基礎設施等。

        接受本刊采訪時，北威州北京代表處的成立尚不足月，但封興良的工作表已經排得滿滿當當。其中，前面提到的德中電動車研討會算是他的開山之作。并且在研討會開完之后，很快就有國內的一家“知名度很高”的電動車公司去北威州看地。“如果中國企業想去北威州投資的話，整個過程都是有人陪同的，從你簽證開始，到當地找地址，怎么注冊公司，都是一站式免費的。”

        封說，今年北威州準備搞四次電動車方面的研討會。第一站選了北京，第二站他建議在沈陽，接下來會是在南方的廣州、上海或者重慶。不難發現，他選擇的會址都是中國汽車工業的一線市場所在。

        實際上，德國圍繞電動車的產業布局早已拉開了帷幕。巴甘茨就對RWE公司（德國傳統電力巨頭）在電動車領域所做的工作印象深刻。“他們特別踴躍地參與，建了很多充電柱。因為這樣可以吸引新的客戶群，或者給客戶提供新的業務。”

        令中德可再生交通能源中方項目的協調人王秉剛感興趣則是由德國西門子提出的更為終極的解決方案。該方案提出把電動車納入智能電網。作為智能電網的一種組成，把每臺車也看成活動的、小的儲電系統。不但可以儲藏電，還可以在電網需要的時候把電送出來。

        鑒于德國在太陽能和風能領域的領先優勢，德國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地提出了“全部用可再生能源驅動電動汽車”的宏偉目標。

        而劉漢元的憂慮也正來自于此：“按照全球碳減排計劃，以后碳排放量是需要花錢買的，中國碳排放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二，隨著經濟發展還會增加。德國人在新能源戰略上布局如此思慮深遠，我們如果不能在新能源產業有相應戰略予以對沖，以后將付出大代價！”

        為此，今年“兩會”期間，劉漢元將他與另一位大學教授合著的《能源革命》一書專門送呈胡錦濤，并附信：新能源將是未來國家之戰的主戰場之一，建議將新能源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