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事業性收費是清理重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減輕企業負擔的工作一直不曾間斷過。

　　自從1980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制定并下發了一系列文件，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亂攤派。凡是在我國境內依法登記注冊的各種形式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都在需要減輕的企業之列。1997年，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稱“國務院減負辦”）成立，其職能就是負責工作指導、監督檢查和組織協調。

　　記者從工信部相關人士獲悉，此次減負行動，著重減輕的是企業過重的非稅負擔，尤其是著重減輕中小企業的非稅負擔。

　　在我國，政策性規費（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是政府非稅收入的組成部分。政策性規費的收費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

　　目前，如何界定“企業負擔”，社會上存在很大差異，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按產生來源將“企業負擔”分為：政策性負擔（由立法或者政策的制定中形成，在執行過程體現的負擔行為）、行政性負擔（因履行政府管理職能形成，由企業擔負的費用，比如稅收、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集資、罰款等）、社會性負擔（如社會團體、中介機構等的不規范服務行為，造成的企業負擔）三大類。

　　在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看來，公務機構太多和人員規模太大是導致行政公務事業化和收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近年來，在體制改革過程中，一些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門將本屬于公務性質的機構設置成了事業性質，一些本是公務員的崗位設置成了事業編制，目的一是躲避公務員機構和人員編制的限制，二是事業單位和行政機構中的事業人員部分可以向社會收費罰款，以解決機構和人員擴張形成的經費緊張問題。

　　周天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公務機構和公務員隊伍設置中，設置成事業單位的行政和執法部門有很多，包括質監、環保、銀監、保監、海事、空管等等。許多政府公務機構中的一部分也按事業單位設置，或者一部分人員屬于事業編制。類似這種行政執法部門，往往是組織部門派干部，編辦給編制，物價部門允許收費。“本來是政府公務，卻讓它們事業化和收費化。”

　　周天勇表示，目前政府各部門，包括一些有授權的行政性事業單位，有稅收形成的財政支出供養的機構，如信訪局等；有允許去收費交到財政再由財政下撥滿足經費的機構，如工商（2008年9月，對工商收費體制進行了轉變為財政撥款的改革）、質檢、衛生防疫、城管等等；有財政撥款和收支兩條線相結合的機構，如運政、交警等等；還有一大部分沒有進入行政事業編制，由收支兩條線和自收自支供養的一些非編制機構和人員，諸如政府臨時性的某某辦公室和大量的協管員等等。這些都是中小企業負擔的重要來源。

　　高收費必將抑制中小企業的發展，相應就會大大減弱城鎮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城鎮容納勞動力就業的容量也就會跟著相對縮小。根據周天勇的研究，除了稅收外，收費和罰款多少，與每千人口擁有中小企業的數量、城鎮人口從業率高度相關。換句話講，就業困不困難，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收費罰款輕重有關。

　　今年5月，國家發改委就曾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涉及企業的經營服務性收費治理和規范工作。

　　國家發改委出臺的《關于治理規范經營服務性收費的通知》明確，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利用（借用）行政權力或壟斷地位向企業提供服務的收費，有五種行為屬于亂收費行為，應堅決取締：行政機關以經營服務性收費名義收取費用的；將已取消的行政事業性收費轉為經營服務性收費繼續收取的；行政機關擅自將職責范圍內的事務交由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其他機構辦理，變無償服務為有償服務的；利用(借用)行政權力和壟斷地位強制服務并收費或只收費不服務的；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強制企業到指定機構接受檢測、代理、查詢等服務并收費的。

　　中小企業有哪些負擔

　　在采訪中，不少中小企業普遍反映非稅方面的負擔太重。江蘇省一家從事醫療器械業務的公司老總告訴記者：“中介服務費、各種評比、報刊征訂、行政許可費、強制性的中介服務費等各種各樣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這個是最高的，也是對中小企業造成負擔最重的。”

　　在采訪中，很多學者也對企業負擔過重問題頗為擔憂。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恢光平對《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認為，一些中介服務組織、協會或者學會，按道理并不是政府機構，但是在我國現有行政體制下，這些單位都有政府背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那些中小企業不參加肯定不行。“中小企業是弱勢群體，有各種各樣的制約關系在里面。”

　　相比中小企業，國有大企業就好很多。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中小企業跟國有大企業之間之所以產生這種差異，主要是由于大型企業主要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或其在各級人大、政協的工作背景。

　　由此，中小企業成為減少各種“三亂”行為的主要對象，同時也是治亂減負工作的關鍵所在。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藏富于民，國家有了一定經濟實力，才能穩定、富強，基于此，必須大力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壯大，必須為中小企業減負。”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希燕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

　　那么，中小企業負擔到底有多少呢？

　　中國社科院一位學者在兩年前參與了一項由相關部門召集的企業非稅負擔情況的抽樣調查。調查的對象是針對268家不同所有制結構（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以及少數集體企業）的企業，所調查企業的員工數大多在2000人以下，企業的資產規模大多在4000萬元以上的中小企業。

　　該學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此次調查從“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培訓、亂排比、企業遭遇強拉贊助、企業遭遇政府項目拖欠款、壟斷行業亂收費、強迫訂購書刊、強迫指定服務以及參展、參評”等項目對268家企業進行問卷后，將各種不合理負擔按指數高低進行排序，指數越高，則此類負擔越重。調查顯示，居前三位的分別是“強迫訂購書刊”、“各種攤派”、“強拉贊助”（見圖表）。

　　此外，該調查還對企業負擔產生的來源進行了問卷調查，有16個部門在被調查之列。綜合估計來看，對企業造成負擔排在前三位的，依次為環保部門、行業協會、質監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