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近日報道，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做出一審判決:造成臨沂南涑河砷化物超標嚴重水污染事件的3名責任人，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6年、5年。法院同時支持檢察機關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判決3被告共同賠償國家3714萬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這是繼上月我國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判處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有期徒刑11年之后又一起公正的宣判。對造成嚴重環境污染事件的責任人，以“投放危險物質罪”、“投放毒害性物質罪”來追究刑事責任，不只是簡單的罪名改變和處罰力度的加大，而是彰顯了我國對低成本違法堅決否定的法治取向，對嚴重污染環境事件絕不容忍的態度。

　　在一些地區，少數排污企業長期、明目張膽偷排污水，已是公開的秘密。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水污染事故頻繁發生，這對于我國原本就脆弱的水污染防治形勢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資本天然就具有逐利的性質。100多年前，馬克思就曾對其做過精辟的論斷:“資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便活躍起來，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會鋌而走險，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敢冒絞首的危險。”可見，在他們的眼里，與高額的利潤相比較，排污可能算不了什么，如果像以前一樣，只是當作一種過失或是違規行為來處理，最多不過是象征性地罰一些款。這樣的處理，對某些當地利稅大戶而言，自然是隔靴搔癢，無損其皮毛。

　　如今，水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嚴重影響到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導致沿江河居民用水發生困難，也造成地區間糾紛不斷，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對那些投毒者不進行嚴厲懲罰，不足以震懾越來越猖獗的違法行為。

　　一些地區有水皆污、逢雨必酸的環境警世圖告訴我們，對環境污染案件再不能心慈手軟了。遺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我們仍然能聽到有人在說“要發展難免有污染”、“誰能完全做到達標排放”之類的話。為什么這種極不科學的發展觀至今還有市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發展滯后的現狀極有可能導致當地主要領導被追究責任，而污染環境的事實卻難以或不會使當地主要領導被追究責任。

　　污染環境的行為無異于投毒，以犧牲環境謀求發展無異于殺雞取卵。我們沒有權利剝奪子孫后代有權享用的環境資源，也沒有權利讓子孫后代為我們在環境問題上的失誤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因此，現在是應該有所動作的時候了，從政府到民間，從立法到執法，我們要加大力度，提高環境門檻，讓投毒者付出應有的代價。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污染事件頻頻發生的現象，扭轉環境保護被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