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與排放權交易：金融創(chuàng)新與法律規(guī)制”高層論壇在北京召開
 

　　由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中國石油集團安全環(huán)保技術研究院、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主辦，中國環(huán)境金融法研究中心承辦的“氣候變化與排放權交易：金融創(chuàng)新與法律規(guī)制”高層論壇于2009年11月28日在中央財經大學學術會堂舉行。

　　本次論壇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我國政府、學術界和實務界就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次思想盛宴，從金融創(chuàng)新和法律規(guī)制的角度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和進行排放權交易各抒己見，謀劃應對之道和未來發(fā)展方向。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國內主要從事排放權交易的機構、相關國際機構、國內教學科研機構中從事排放權交易研究的各學科專家以及有關企業(yè)和機構的一百五十余名代表與會，使得本次會議成為哥本哈根會議之前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次重要的政策性討論。本屆論壇的召開，對推動我國在排放權交易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具有重要深遠的意義。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全球氣候會議，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這將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歷史性峰會。《京都議定書》何去何從，關系到未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動向，以及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前景。我國政府將派出以溫家寶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參加會議。

　　氣候變化與排放權交易

　　在解決溫室氣體造成全球變曖這樣的環(huán)境外部性問題上，經濟手段比行政手段能產生更大的利益激勵效果和效率彈性，并能夠將環(huán)境外部成本內化為經濟主體的生產成本。經濟手段的作用在于通過對環(huán)境資源予以定價，將同環(huán)境污染與防治等相關的外部成本全部反映到企業(yè)的生產成本中，促進企業(yè)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作出最有利于環(huán)境的經濟決策。西方國家對于排污治理的經濟手段經歷了“庇古手段”到“排放權交易手段”的發(fā)展。

　　庇古認為，通過征稅與補貼就可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企業(yè)生產排放的污染物無法在市場上自動消除，政府可采取行動，以征稅或收費的形式將污染成本加到造成污染的產品的價格上，這可以使企業(yè)根據各自的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來選擇納稅還是技術創(chuàng)新，每個經濟主體便具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

　　《京都議定書》與全球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建立

　　為了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聯合國于1992年5月9日主持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框架公約》），并于1994年生效。截至2007年11月，共有192個國家成為《框架公約》締約方。《框架公約》的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wěn)定在防止氣候系統(tǒng)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同時明確規(guī)定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負有“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1997年《框架公約》第三屆締約方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依存于排放權交易理論，架構起全球范圍內的排放權交易體系。

　　《京都議定書》的理論根據是，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對全球氣候變化產生的作用都是一樣的。按照經濟學原理，為了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控制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量，人類應該把溫室氣體減排活動安排在減排成本最低的地方。《京都議定書》本著公平性原則，考慮到發(fā)達國家在其發(fā)展歷史上對地球大氣造成嚴重的破壞，及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對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給予有差別的減排目標。

　　氣候變化與排放權交易立法

　　全球各地政府著手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其中英國于2008年11月26日通過《氣候變化法》，成為世界上首個將法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寫進法律的國家。

　　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也在立法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2009年8月27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這是中國最高立法機構首次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作出決議。這項決議提出，要把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立法作為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納入立法工作議程，適時修改完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環(huán)境保護相關的法律，及時出臺配套法規(guī)，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新的法律法規(guī)，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