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審核標準須統一

　   記者：目前我國CDM項目發展的趨勢是怎么樣的？

　　楊宏偉：從整體趨勢講，我國是按照聯合國《氣候公約》，在市場規則，通過各方包括項目業主、國際買家，以及一些中介咨詢機構參與，幾年來開發了很多CDM項目。現在我們已經注冊了700多個項目。

　　第二個情況是，2008年年底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國際碳市場的需求還是帶來了一些影響，這個主要是從買家來看的。國際上的買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國際買家，他們買碳減排指標，是為了完成碳減排任務。

　　還有一種就是投機性的買家，他們自己并沒有減排的義務，買回去是為了在二級市場轉賣。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后，投機性的買家減少了。

　　第三個情況就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放緩，導致碳排放量的趨勢沒有早前預測的那么快，所以購買減排的需求放緩了。

　　CDM項目每月上報的數量比2009年有所減少，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記者：據了解，我國之前有74個CDM項目在聯合國遭到“特別審查”，這對我國今后CDM的發展將會產生什么影響？

　　楊宏偉：這個問題需要從幾個方面去看。第一，國內申報的CDM項目需要經過東道國政府審批，再拿到聯合國理事會去注冊，這中間還要與一個指定的經營實體進行簽約進行合格認證。經營實體是指必須具有資質的第三方認證機構(DOE)和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簡稱EB)的審核。因為DOE機構的數量很少，加上CDM項目在2008年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這樣2007-2008年期間的很多項目就積壓在了DOE的手里，中間就造成了一些項目的審批被拖延了。第二，由于現在CDM項目的需求有所減少，一些項目的審查會越來越嚴格。第三，CDM已經注冊項目，大約三分之一是中國的項目，已注冊CDM項目的年均減排量中，有一半多是來自中國的項目，這樣難免對中國的CDM項目比較挑剔。

　　CDM機制會繼續存在

　　記者：什么類型的項目容易受到CDM青睞？國內對CDM有何發展規劃？

　　楊宏偉：CDM項目運行管理辦法已明確提出三個優先領域。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這其中包括風電、水電和光伏發電等；三是回收利用甲烷。這三點體現了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求。現在我們已經批準的這2000多個項目中，90%以上來自這三個領域。

　　記者：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之后，CDM項目的后續情形會怎樣？

　　楊宏偉：《京都議定書》是長期有效的，其作用就是要落實《氣候公約》的具體要求。《氣候公約》規定：發達國家必須減排，并規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義務上負有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發展國家負有主要責任，發展中國家負有次要責任；并規定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技術等等這樣的一些原則。

　　所以說，并不是指到2012年《京都議定書》就失效了，發達國家提出廢棄《京都議定書》的時候，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現在，有很多項目業主提出來，由于CDM的規則太復雜，程序太繁瑣，周期太長，所以聯合國也應對CDM的管理方面進行改革。怎樣才能既保證全球的環境效益，同時又能簡化程序、提高效率，就成了今后CDM發展有待解決的問題和方向。

　　發達國家要有實質性減排

　　記者：我國跟哪些國家開展的CDM項目合作得比較好？

　　楊宏偉：從資源項目跟我國的合作上來看，比較活躍的主要就是歐洲的發達國家，還有亞洲的日本。北美基本上沒有開展合作，加拿大在早期的時候跟我們做過一個項目，但是后來由于加拿大本國政策調整為不從國外購買碳減排項目后，就再沒有更多的合作了。

　　記者：哥本哈根大會對CDM項目有何影響？中方在墨西哥氣候大會上將采取什么樣的基本立場？

　　楊宏偉：我們對CDM的立場都是一貫的，就是我們認為CDM是《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規定的一種聯合機制，所以我們還會和國際社會合作，給發達國家提供比較低的減排成本來完成他們一部分的減排義務，這體現了我們積極合作的態度。第二個立場是，我們強調發達國家要有實質性的減排。CDM是一種抵消機制，發達國家通過CDM項目購買減排量用于抵消其在國內的減排量。也就是說，他們購買的核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簡稱CERs)越多，他們在本國的實際減排就越少。我們的一個基本態度還是希望發達國家多在他們本國減排，少在國外購買。因為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長速度已經很令發展中國家氣憤和擔憂了，美國增長了17%，日本增長了8%，澳大利亞增長了30%，加拿大增長了6%等等。這也是我們在第二承諾期談判當中，包括在哥本哈根談判、墨西哥會議談判，有可能延續到南非第十七次大會談判當中的一個基本立場和態度。